文学批评中的结构、解构与话语

2018-12-16 19:05 来源:未知

  权力构成了规训社会和个体生活的制度、学科,乃至知识分子,而话语研究必然导致对这些制度、学科和知识分子的研究。

  作为解构主义的始作俑者,雅克·德里达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动了一场思想革命,对两千多年来盘踞西方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反拨和颠覆。在德里达看来,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二元对立”本身就是人的构造或强加于人的意识形态;始终占主导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以“中心”和“在场”为基础的,因此抑制了能指的自由嬉戏,使能指屈从于某一超系统的“超验所指”:即概念或哲学据以确立的一个外在指涉物。德里达断言,自柏拉图以来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是建立在一个根本错误之上的:即寻找这个“超验所指”。从定义上说,这种超验所指也是超验主体,是意义的权威,意义的历史,以逻各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为表征的历史。任何诉诸于指涉概念、试图抑制能指的无限嬉戏的企图都必然要设定一个超验所指,它不通过话语的中介就能呈现于意识层面;它是本原之本原,为从符号到符号的指涉提供终极意义和可靠的终点;它的意义并非产生于差异或关系,而直接产生于自身,直接提供意义中心。而这些意义中心本身也就是超验所指,如上帝,理性,本原,存在,本质,真理,博爱,自我,以及逻各斯等。

  渴望得到或占据这样一个中心就是相信终极现实和终极真理的存在,就是把人的思想和行动根植于一个系统的“此在”,这个“此在”保证和固定语言的意义,而本身又超越任何审查或挑战。这样一个中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与另一个中心形成概念上的对立,如上帝/人,理性/非理性,真理/谎言,语音/文字等。但这种对立呈现的并不是平等的二元性,而体现了等级差别,因为西方形而上学总是赋予前者以特权和优先性。这最明显地体现在这样的对立中:男/女,人/动物,灵/肉,好/坏,善/恶等。因此,这种二元对立本质上是“等级对立”:前者优越于后者,后者对前者而言是“增补”或“多余”。德里达把这种“等级对立”统称为“语音中心主义”(针对索绪尔把语音凌驾于文字之上而言)。而西方哲学(或“西方形而上学”,“本体神学”)的自我认同传统又是以在场为主导价值的:不管它认知的对象多么复杂,不管其学说原理采取哪种倾向,不管其阐述的内容有什么特殊性,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最高价值都离不开这个在场的价值,因此,德里达把以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通过颠覆这种形而上学的基本前提,即把在场和缺场的顺序颠倒过来,德里达不但从理论上推翻了西方哲学的理论依据,而且确立了一套全新的阅读策略,解放了迄今受西方思想束缚的种种新的阐释方法。

  但是,严格说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其说是解剖了西方思想史上等级化了的二元对立,毋宁说是展示了这种二元运作,并在展示的过程中对西方思想界的大师们进行了谱系学式的检验。作为结构主义的掘墓人,他首先检验的当然是结构主义的鼻祖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在《文字学》中,德里达承认索绪尔通过抽空所指与其表达方式的内容而打破了形而上学传统,但他感到索绪尔的工作并不彻底:索绪尔只把符号概念描述为语言学的基础概念,但没有看到符号的时代本质上属于神学的时代。索绪尔只把词作为声音和意义单位开展研究,但在振振有辞地描述语音(声音)的符号指意系统时却忽视了文字,或把文字简单地视作对声音的重写或繁殖,这与柏拉图对文字(书写)的压制并无二致。据这位古希腊哲学家所说,表达意义的最好方式是声音,因为言说的词语与意义相符合,在表达意义之后稍纵即逝,能证明说话者栩栩如生的存在;而文字不过机械地附属于言语,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了语言交流,以文本或写作的方式把令人担心的材料滞留下来,招致后世一遍一遍重复而又不同的阅读,却得不到作者本人的纠正。文字(写作)能够无休止地生发出不同的阅读语境,这个事实在德里达看来无疑是导致“作者之死”的主要原因。然而,柏拉图决不是把声音置于文字之上的第一人,胡塞尔、奥斯丁和拉康也决不标志着这个传统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所反对的就不只是索绪尔一人,而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

  德里达反对只把语言看作“声音”的语音中心主义(也即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声音所表达的意义是意图性的,因此,不反映语言的真实性质。正如索绪尔把符号凌驾于指涉物之上,德里达把能指凌驾于所指之上:文字不包括符号,而只由能指构成;“意义的意义”产生于能指向能指的无限指涉,不给所指留有产生意义的机会,因此,语言中只有能指,没有所指。在德里达看来,文字不简单是言语(声音)的附庸,在某种意义上,一切语言符号都是文字的(书写出来的):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文字是(声音)能指的(书面)能指,而声音能指又是一个(理想)所指的能指;但是,根据索绪尔描述的语言差异系统,一切能指的意义只能产生于对其他能指的指涉,因此,如果用文字指称“能指的能指”,那就最好称一切语言,无论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是文字的,或都是一种特殊的文字,他称之为元文字(元书写)。

  如果传统形而上学和索绪尔语言学把声音(言语)与说话者的在场联系起来,那么,德里达便把文字与说话者的缺场联系起来。言语(声音)之所以能生动地表达意义,是因为说话者的在场。说话者的缺场则把实际言说与听者分离开来,所以,容易导致对指意系统的误解。但是,如果仅仅把文字归结为书页上的字母或符号,那就错了。德里达断言,文字实际上先于言语而存在,是言语存在的先决条件。文字与索绪尔所说的语言差异系统直接相关,因此,和其他语素一样具有明显的自由嬉戏和不可确定性,这正是德里达给文字下的定义,也说明了他对索绪尔差异概念的继承和发展。如前所述,在索绪尔那里,语言中只有差异,而这种差异又只能在关系中体现出来。德里达继承了这种差异概念,只不过又为其附加了一个“推延”的内容,因此,他生造了一个法语词différance(译作“延异”)。其基本意思是:就意义生成过程而言,“是”取决于“非是”,“在场”取决于“缺场”,即是说,一种意义的生成至少取决于与其所不意味的东西的差异;一种意义总是服从于与其他意义的差异,因此是变化的,不稳定的,不可确定的;文本(包括文学和文化文本)的意义就是通过这种差异和范式的排除产生的。德里达的延异是解构主义的最有效工具。它兼具时间上的延宕和普通的差异两个含义,前者指事物的推延,后者指事物的非同一性。按德里达自己的解释,“延异”主要有三个意思,第一,延异指主动和被动的推延运动,这种推延是延宕、委托、延缓、指涉、迂回、推迟、保留等活动造成的;第二,延异的运动既区别事物,又生产不同的事物,是标志着我们语言的对立概念(感性/理性,自然/文化等)的共同根源;第三,延异也生产差异,生产索绪尔语言学生成的那种辨证批评,以及以此为模式的一切结构科学。

  延异是理解解构主义的一把钥匙,是解构主义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主导思想就是延异中的“差异”观念。在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来,现代性/现代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一味寻求上帝、理性、科学、真理等超验所指。因此,他们像查拉图斯特拉宣布“上帝之死”一样宣布这些超验所指的死亡,随之而去的还有客观现实、终极真理、以及西方哲学的整个玉宇穹隆。这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主要策略。这个策略宣布了哲学的终结,用社会科学代替了哲学;它对结构分析赖以运作的各个二元对立——能指/所指,自然/文化,声音/文字等——提出质疑、颠倒、解剖、播撒;它在无限的自由嬉戏中对词的意义盘剥、切割、分解、否定;它在哲学传统内部引入了一系列不确定的概念,以便摇动哲学的基础,宣告形而上学的错误,同时也拆解了结构主义的结构。用以拆解的工具就是德里达所说的“文字”或“延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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